一次断裂怎样开启持久的实践
一种秩序通常能够说明哪些诉求合理、哪些行动可行、哪些人有资格参与决定。即使它允许争论,争论也可能始终停留在已经划定的选择之中。巴迪欧追问的政治断裂,恰恰触及这些选择的边界:某种行动使原本被判定为不可能的平等获得现实形态,人们据此重新判断可以共同做什么。事件在这里指向既有知识无法直接推演出来的新可能。
《存在与事件》以数学本体论处理存在与秩序的问题,并把事件同主体的形成联系起来。主体在对事件后果的持续实践中出现:参与者需要判断哪些行动延续了被开启的可能,哪些行动使它中断。忠诚由此具有一种时间结构。一次爆发本身不能完成政治,事件所提出的平等要求,需要在不同处境中被继续提出、组织和检验。
共产主义假设使这种政治具有超出局部身份的平等视野。它要求人们把共同实践的能力向任何人开放,而已有秩序不能垄断对可能性的解释。但事件的命名与忠诚的组织又会产生权威问题:谁来判断一项实践是否忠实,参与者怎样质疑判断,行动的实际后果怎样进入讨论?如果这些问题被交给自封的解释者,事件的语言便可能成为服从的新根据。
马克思主义的追问因而深入到断裂的社会条件。群众从哪里取得行动资源,阶级斗争怎样积累组织能力,国家与资本如何回应新实践,都关系到事件能否成为现实的解放力量。巴迪欧把开始与坚持的问题推向尖锐处,朗西埃则从另一个入口继续追问:在一个共同世界中,谁的声音被承认为论辩,谁又被预先排除在能够开始政治的主体之外?
1968 年之后的组织碎片化、法国左翼的选举失败与新哲学对革命概念的清算,使巴迪欧转向数学本体论与激进政治。他既拒绝议会改良的渐进主义,也拒绝把政治化约为权力分配。
话语霸权主义能够解释既有元素的重新组合,却难以说明“新”从何而来;结构主义取消了主体,历史主义则把一切结果都写成连续发展。两种解释都可能让解放变成对现状的无限重排。
巴迪欧以“计数为一”描述既定秩序:秩序只承认被登记的元素,被排除者没有位置。事件使先前不可见者显现,主体通过对事件的忠诚展开真理程序;政治、艺术、科学与爱是四类程序。政治的任务在于把被排除者纳入共同世界,共产主义假设则提供平等的普遍视野。
事件稀少且不可预测,等待事件容易变成政治静默;谁有权宣布某件事是事件,也可能变成新的权威。忠诚若缺乏制度检验,可能滑向宗派主义。巴迪欧的数学语言提高了论证门槛,也容易遮蔽具体历史与组织问题。
同一个结,五种剖面
诊断、机制、主体、策略、规范。任何一栏为空,都是一个值得追问的理论缺口。
每个人都是某种回答
人物的位置由他们所回答的问题决定;同一个人可以在多个结上出现,但每次回答的侧面不同。
